实在感是主观的、有待的。

在古代氏族社会时代，凡氏族中比较重大的事件都须交付氏族全体会议讨论。合于标准者就可封之为诸侯，贡贤之君也有赏赐。

虽然廖先生的学说后又迭有改变，但以《周官》、《王制》分判今、古文学的基本论点从未动摇。传内学的自负为微言大义，传外学的（博士）于辟雍、巡狩、封禅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所以今文大义也就从此湮灭了。井研廖先生说：今文是经学，古文是史学，正是指此。然而却已讬于宗教以资传播，甘、夏等真可说是用心良苦了。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者，莫不为天下之显诸侯。

他说：《春秋》因时救弊，春秋有志之士，皆欲改周之文，如今之言治者莫不欲改弦更张。如问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能死，又相之，这是从统治阶级内部的君臣大义来责备管仲的。[5] 《孔丛子》为王肃伪撰，但其所载子思事与其他书籍所引子思事合，是王肃作伪当有所据，而非凭空杜撰，故引以为证，下同。

[1] 并见《汉书·艺文志》。[4]但无论哪一种黜陟的办法，都找不出任何史实为证，都只是今文学家的理想而已。严松又问：岂教之篡夺乎？梭山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主受命的观念虽未变，但君主的任务却已大大改变了。

我们从历史的发展来看，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社会意识，在某些地方也常常有超过孔子的，这些儒者总是把自己所见到的，认为这才是孔子的真传，而他们所举孔子主要的话，都是孔子很少谈到的话，认为他们接触了孔子或导源于孔子，原没有甚么不可的，如把全部都归之于孔子就不对了。《明堂》一篇更是大讲求贤务士之道：古者明王之求贤也，不避远近，不论贵贱，卑爵以下贤，轻身以先士，故尧从舜于畎亩之中，北面而见之。

[1]且又说：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而儒之为汉代社会上多数人所推崇，正在于此等人物和他们所坚持的大义。《韩非子·显学》说：孔子之死也，儒分为八。《齐诗》把《诗经》中的篇章用来和阴阳五行相配，从而另外提出一个新理论。

很显然，这已经没有乡、遂、都、鄙之别，也不是助彻并行了。要想要求坐在金銮宝殿上的统治者退位让贤，这无异乎是与虎谋皮，是绝不可能实现的。六经都是旧法世传之史，六经之能脱离旧法世传之史而上升为圣经贤传，成为一个有独特思想的学术体系的经学，则正是由于儒生们依附六经灌注了自己的思想，依附六经寄讬了自己的整套理想制度。今文家所谓夏的实质是指的墨家思想，而所谓殷的实质则是法家思想。

由于改变了君主的任务是为民，所以当君主严重违反其所负担的为民任务时，他所承受的天命便要被否定了。这就使已湮没了千几百年的有理论有制度的今文学思想全貌得到发掘出来的可能。

但他却向滕国建议彻助并行，岂不又是自相矛盾么？对孟子这段文字究竟应当如何理解呢？对孟子这些矛盾究竟应当怎样解决呢？我们试看看《周官》，而后知道《周官》乡、遂、鄙田制不同，正是彻、助并行。因此，我们就必须仔细分析汉代经师所讲的各种制度，清理出哪些制度是历史的陈迹，哪些制度是寄寓的理想，然后才能观察出理想制度所体现的思想实质，然后才能看出经学家思想的深远恢宏。

汉、宋儒者之微言都是孔子所谓权的一部分，也是弟子和时人所怀疑的一部分，汉、宋儒者所发挥的学说，也许是孔子所意识到了的。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四家之传。怎么会为不因素王、新周等提法而同意前人非常异义可怪之论的批评呢。总使人觉得管仲在君臣大义上说不过去，是他的缺点。

六乡人民虽不能进入贵族学校，但毕竟还是有序和考校宾兴等制度，还有受教育和作官吏的机会。但又多束缚在许慎、郑玄范围下，日孳孳于名物训诂，在学术上无条理、无系统，虽然他们已略知汉代有今、古文学的差异，但又多只从文字的今书、故书，从《逸书》、《逸礼》等问题上来分析，还没有接触到今、古文学问题的本质。

后考无功，削黜，后考有功，上而赐之矣。他又说：去恶夺弱，迁命圣贤，贱人当起，京师道微，[1]也正是京房易姓改代的学说。

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后圣有作，然后修火之利，范金合土，以为台榭宫室牖户，以炮、以燔、以烹、以炙，以为醴酪，治其麻丝，以为布帛，以养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

《齐诗》说《大明》在亥，我们知道《大明》是《诗经·大雅·文王之什》的一篇，是记叙殷的天命已终，上天命武王伐商战于牧野的事件。[2]《论语集解》引包咸曰：导治千乘之国者，百里之国也。禅是成功之礼，以传贤人，是结束。一今文学思想，应当以《齐诗》、《京易》、《公羊春秋》的革命、素王学说为其中心，礼家制度为其辅翼。

是孔、孟、荀都主张从周。今唯以汤、武之伐桀、纣为不义，七十二王亦有伐，推足下之说，将以七十二王为皆不义也。

文、景不好儒，所以博士们都坐了冷板凳，何不也反映出当时博士多半是儒生吗。除劳动以外就是受刑，再没有别的了。

山川神祗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孔丛子·公仪》载：穆公问子思曰：‘吾国可兴乎？对曰：‘苟君与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开公家之惠，杜私门之利，结恩百姓，修礼邻国，其兴也勃矣。

又如《墨经》，已放弃其前期天志、明鬼等思想，而接受儒家忠孝等德行学说，然终不离其兼相爱、交相利的中心。无疑地，这只能是一种幻想。《汉书·儒林传》载：汉武帝初即位，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请立明堂，……太皇窦太后……得绾、臧之过，以让上曰：此欲复为新垣平也。换句话说，就是把易姓改代的受命，改变为继体之君的受命了。

作爰田就是废旧井田而扩大亩量，[1]作州兵就是取消只限三郊才能当兵的规定，扩大及于三遂（诸侯三郊三遂，《管子》说州者谓之遂），于是乡遂田制、兵制的差别在晋国就取消了。这不是别的，正是由于儒家思想随着时代的前进而向前发展了。

[4]《新序》言商鞅之法：弃灰于道者被刑。五帝禅于亭亭，亭亭山名，其身禅于圣人。

在论述辟雍段中，我们曾指出过周代的大学和今文学家理想的大学不同。今文学家常说：《春秋》改周之文从殷之质，从殷之质的实质，就是取法于法家（详下），而文、质论则又源出《礼记·表记》，《表记》为子思之书，今文学家之大量吸取法家思想当正是以子思之儒为先导。